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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待众人走后，李恪回到了自己的内书房中，李恪一面命丹儿研墨铺纸，写信往京中说明淮南局势，一面思索着该如何应对淮水决堤之险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殿下，袁承范虽在扬州刺史府任水曹从事多年，但毕竟官卑职微，其言究竟能成与否都在未知，殿下若是贸然从他之言，依其法治河恐怕未为妥当。”王玄策看着正在疾书的李恪。对李恪道。

        王玄策的担忧，李恪自然知晓。

        淮河之泛，不在李恪职权之内，而属地方州郡，李恪纵不插手此事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恪若是不过问此事，纵是此事地方州郡处理不当，也与他无干，碍不得李恪的事情，可若是李恪贸然插手，那以他的官身爵位，便是此事的主导，若是成了还好，若是不成，李恪便是首责，免不了被追究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王玄策看来，李恪之为多半有些吃力不讨好的意思。

        王玄策学的是纵横之道，但凡行事，首要考量的必是各方厉害关系，治水之事若是成了，这些功劳于李恪助益不大，可若是败了，那他便免不了要被朝中的那些对头弹劾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恪把手边的书信写完，搁下了笔，对王玄策道：“先生说的有些道理，但也并非尽是，本王如此作为倒不是从袁承范之言，而是从岑师之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王玄策听了李恪的话，显然是出乎了他的意料，微微一愣，接着问道：“景仁（岑文本表字）远在长安，此事与他何干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李恪道：“先生可还记得今岁正月间白虹贯日之说？”

        王玄策听了李恪的话，这才明白了过来，王玄策道：“白虹贯日，祸在东南，殿下说的可是此事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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