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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然后，就选了一家装修恢弘的浙菜馆。

        吃饭的时候，两人说起了小时候的事。周不器讲了他小时候如何受周不比的欺负，家庭待遇如何不对等。石婧琳话匣子也慢慢打开，说她家里重男轻女很严重，她排行老三，上面还有大姐和二姐，家里的第四个孩子才是男孩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可是个计划生育的年代，超生的社会压力特别大，哪怕那时候他爸爸已经把国有厂子承包下来，也成了市里第一个十万元户，依旧受到了强烈的谴责，一度厂子都要被收回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那种情况下，难免会发牢骚，说出一些女孩儿无用论。

        给石婧琳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。

        等九十年代末了，国家越来越开放，家里企业做的越来越大，爸爸成了著名企业家，这才一改过去的做派，加大了对女儿的关心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姐出嫁时，送出了二十抬的嫁妆，黄金都是从银行调配的，算上房产、豪车和各种证券产权，总共花了1个多亿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已经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家里重男轻女风气最严重的那几年，已经严重影响了石婧琳的心智，她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志向，要巾帼不让须眉，要证明自己可以比男人做的更好。

        高中毕业时，本来家里是安排她去剑桥读书，刚好有一个生意伙伴的儿子也过去，正好做个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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