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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3 三省六部 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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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两千石高官,又不乏明品而虚俸的加官。讲到根本,其实还是经济实力。譬如中朝一度滥封以至狗尾续貂,若真要明俸实发,则中朝一年财政所收,只怕都不足支撑满朝公卿的俸给。

        但趋利性是人的本能,朝廷定品而不发俸,官员大权在握,肯定要寻找一个权力变现的途径,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。像是中朝名大一时的豪富石崇,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。

        很多问题,不能形成章制定例,推及根本,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。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,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,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的操作,但在此世观来,则就是一种开辟之功。

        为官员核定品级,发放俸禄,成为大梁能够一断前朝的伟迹之一。这说法看似可笑,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。须知后世历史上,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的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官员的俸禄。

        食君之禄,忠君之事,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一个喊不起的口号。这就在于中枢朝廷的集权能力严重不足,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,所谓封官授爵,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,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。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,吏治自然无从谈起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的大梁朝廷,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,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,这还仅仅只是河南、江东、关陇等几地籍民,至于河北、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,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,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,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,远非中朝可比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此一来,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这一点得以确定,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,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,但在反腐倡廉方面,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。

        中朝官制,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、模糊与泛滥。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、令出多门,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现象的形成,也非一时积弊。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,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、尽量的揽权专擅,事权的重叠与模糊,有利于他们将真正的权力攫取、篡夺到手中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不论魏晋,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,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,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,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,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,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。

        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,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,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,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。所谓汉以强亡,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,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。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,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
        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,外戚、宦官、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。在这个博弈过程中,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,无非党同伐异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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