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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再然后，1992年彻底定下基调，1994年，中国《公司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知识产权保护法》等一系列法规颁布，又宣告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元年，各方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再次的提升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长久以来积累的负面影响，终究不可能立刻消弭。原时空中，吸引外资积极投资中国也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，直到千禧年之后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才算进入另外一个阶段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次，西蒙对中国的访问，以及维斯特洛体系公开与中国方面签署的大量合作协议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直接化解了国际资本对投资中国的顾虑。

        维斯特洛体系十年时间的迅速崛起，足以担起这样的保票。

        抛开了政治层面的顾虑，再看中国，10亿人口，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，幅员辽阔，无论是人力还是自然资源都相当丰富。经济处在高速上升期，各行各业都充满了际遇，标准的蓝海市场，而且还对外资有着诸多优惠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投资。

        资本同样是有限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以中国的庞大体量，当大量本来意图投资亚洲的资本开始涌入，首当其冲地就是亚洲其他国家。

        经济发达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等，不仅会在投资方面在中国国内遭遇欧美资本的竞争，包括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，也会在中国遭遇更多欧美强势企业的竞争。平均经济水准强于中国的印尼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国家，产业比重很大的中低端制造业，必然会受到成本相对更低的中国冲击，因为丧失竞争力而陷入衰退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，随着西蒙·维斯特洛对中国的访问，资本市场给出了最直接的反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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