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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到了1995年的时候bp机市场开始变的饱和，利润明显下来了，芯片原先是三十多元的利润降到了十几块。

        赵勇刚的策略是低价倾销挤占市场，他和秦盛荣、麦道雄联合起来共担成本，不断压低市场价格，到了1996年的时候还仅有五元一片的利润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时候手机市场开始兴起，每部手机能有三四百元的利润，麦道雄的年岁也高了，有意转让工厂，赵勇刚和秦盛荣想吃下麦道雄的工厂组装手机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开始谈判，断断续续谈了一整年，双方都知道为了压价占领市场，所有的资金都被耗在了库存上，同行并不是那么容易清理出去的，市场上库存越来越大。形势变成了麦道雄急于抽身，而赵勇刚却拿不出钱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到了1997年夏季，秦盛荣不知道找的什么关系，居然从银行弄了一笔贷款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兄弟，路子野的很啊！”赵勇刚看到了贷款批复，对这个同龄人佩服的五体投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需要工厂的产权证抵押的，我是打了时间差，先把钱套出来，交易完了再把抵押权证送进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样他们急匆匆选定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和麦道雄签定了合同，麦道雄久经商场，找了好几个托来竞价，赵勇刚没办法只好先付了一半款项，得了钱后麦道雄却人间蒸发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，先是泰铢贬值，接着东南亚资产价格线下跌，麦道雄似乎早就闻到了市场风声，用一堆烂资产骗走了赵勇刚和秦盛荣所有的现金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在康庄大道上大步前进的两个年轻人一夜间破产了，变卖了所有资产还贷后，赵勇刚已经身无分文，他想起了老师刘卫平的话，尽管没有死在投机市场里，却在实业上翻了船，他对深圳一下子陌生起来，自己又回到了五年前一样赤贫如洗。

        赵勇刚想离开这个城市，他要回到上海，“盛荣，深圳太凶险了，我想回上海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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