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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，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，遍及大江南北各地。

        按照广为流传的说法，不少青皮流氓见风使舵加入了西方人的教会，成为教民，反过来压迫中国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说，《李富贵》一书中，李富贵便第一时间做了汉奸二鬼子，投靠了教会，并依靠神父的信任左右逢源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后世不少“学者”也指出，无知的愚民不可理喻，才是造成了与教会的冲突，洋人神父和修女们，都是品德高尚，慈悲怜悯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建医院，办学校，抚养孤儿，乐善好施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今我国不少医院、学校的历史都可以上述到教会时期，并且将它们的创办人描绘为为了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超级大圣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深知自中世纪以来，及至后世，这些家伙的种种丑态，朱富贵向来是不吝以最恶毒的想法来推测耶教的布道者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大明一贯以来旗帜鲜明的反耶教形象，并且痛击天主孝子，大明在基督世界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洪水猛兽。

        哪怕就算是大明的盟友普鲁士与大明交往的时候，也只谈凯撒，不谈上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事就没法谈，一谈就得掀桌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好在普鲁士人与土鸡一向合作愉快，有着与异教徒交流的充足经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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