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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这些，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。但是，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，胡适还做了一件很少被人知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1938年10月，日军进攻武汉、广州，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。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。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，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，婉言拒绝了。

        1939年9月，欧洲大战爆发，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，用胡适的话说罗斯福“也不免手忙脚乱”。

        9月8日，罗斯福约见胡适，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，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“共用共管”一项。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bsp;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，由中日两国“共用共管”中国的东三省。

        胡适听了极为着急，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，他发现，bsp;anton岛九英里长，最宽的地方50码，岛上居民40人；enderbury岛三英里长，岛上居民4人。bsp;anton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。不论面积，还是人口，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。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。

       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，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。但在1937年9月以后，他转而主张“苦撑待变”、“和比战难”。胡适认为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如果和谈的话，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。日本所要求的，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，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。所以，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。

       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，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。更糟的是，如前所述，在抗战初期，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就在1939年9月28日，《纽约时报》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，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，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美国方面，胡适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。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，只是托好友h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。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enthau，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。一个月里，胡适费尽苦心，起草了一个说帖mediation交给美国外交部。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，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。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，东三省“共用共管”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，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、仇恨太深；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，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。

        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中国政府，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。可以肯定，罗斯福的调停主张，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。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。否则，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。如此一来，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胡适这种做法，可谓是“独断独行”、“一手遮天”。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。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，是否有此见识、有此魄力，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？恐怕很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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