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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第一大敌是贫穷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大敌是疾病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三大敌是愚昧。

        第四大敌是贪污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五大敌是扰乱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五大仇敌之中，资本主义不在内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。资产阶级也不在内，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，那有资产阶级？封建势力也不在内，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。帝国主义也不在内，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。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？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？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，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？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，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五大敌人是不用我们详细证明的。余天休先生曾说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贫穷线以下。张振之先生《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》估计贫民数目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。张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话，说：“依据甘布尔，狄麦尔，以及北京的成府，安徽的湖边村的调查，中国穷人总数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。”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费为一三○元至一六○元，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这数目以下，便是穷人。近来所得社会调查的结果，如李景汉先生“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”等书所报告，都可以证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计是大体不错的。有些地方的穷人竟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，李景汉调查北平郊外挂甲屯的结果。或竟至百分之八十二以上。民十一华洋义赈会调查结果。这就离余天休先生的估计不远了。这是我们的第一大敌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疾病是我们种弱的大原因。瘟疫的杀人，肺结核花柳病的杀人灭族，这都是看得见的。还有许多不明白杀人而势力可以毁灭全村，可以衰弱全种的疾病，如疟疾便是最危险又最普遍的一种。近年有科学家说，希腊之亡是由于疟疾，罗马的衰亡也由于疟疾。这话我们听了也许不相信。但我们在中国内地眼见整个的村庄渐渐被疟疾毁为荆棘地，眼见害疟疾的人家一两代之后人丁绝灭，眼见有些地方竟认疟疾为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病痛，我们徽州人叫他做“胎疟”，说人人都得害一次的!我们不得不承认疟疾的可怕甚于肺结核，甚于花柳，甚于鸦片。在别的国家，疟疾是可以致死的，故人人知道它可怕。中国人受疟疾的侵害太久了，养成了一点抵抗力，可以苟延生命，不致于立死，故人都不觉其可怕。其实正因为它杀人不见血，灭族不留痕，故格外可怕。我们没有人口统计，但世界学者近年都主张中国人口减少而不见增加。我们稍稍观察内地的人口减少的状态，不能不承认此说的真确。张振之先生在他的《中国社会的病态》里，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统计，无一处不是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例如：广州市十七年五月到八月每周死亡超过出生平均为六十人。广州市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每周死亡超过出生平均六十七人。南京市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，每周平均多死六十二人。不但城市如此，内地人口减少的速度也很可怕。我在三十年之中就亲见家乡许多人家绝嗣衰灭。疾病瘟疫横行无忌，医药不讲究，公共卫生不讲究，那有死亡不超过出生的道理？这是我们的第二大敌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愚昧是更不须我们证明的了。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，而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。北京大学去年十二月满三十一年，圣约翰去年十二月满五十年，都是连初期幼稚时代计算在内。在今日的世界，那有一个没有大学的国家可以竞争生存的？至于每日费一百万元养兵的国家，而没有钱办普及教育，这更是国家的自杀了。因为愚昧，故生产力低微，故政治力薄弱，故知识不够救贫救灾救荒救病，故缺乏专家，故至今日国家的统治还在没有知识学问的军人政客手里。这是我们的第三大敌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。不但国家公开“捐官”曾成为制度，不但二十五年没有考试任官制度之下的贪污风气更盛行，这个恶习惯其实已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，正如亨丁顿说的：中国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厌的事，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贪小利行为，文言叫做‘染指’，俗语叫做‘揩油’。上而至于军官的克扣军粮，地方官吏的刮地皮，庶务买办的赚钱，下而至于家里老妈子的‘揩油’，都是同性质的行为。这是我们的第四大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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