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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胡适虽然身在上海，但仍然很关心最初回国给自己发展机遇的北京大学。1929年1月19日，胡适到北平，以新当选校董的身份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会的会议。

        梁启超在胡适到北平当天去世，胡适作挽联：“文字收功，神州革命；生平自许，中国新民。”

        1月25日，胡适作《留恋》一诗纪念北大：“三年不见伊，便自信能把伊忘了。今天蓦地相逢，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。我终夜不成眠，萦想着伊的愁，病，衰老。刚闭上了一双倦眼，只见伊庄严曼妙。我欢喜醒来，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‘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！’”

        2月4日，胡适的朋友徐旭生请胡适吃饭，邀李润章、李圣章作陪。饭后李润章问胡适对北平教育有什么意见，胡适主张把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，分为四个分院：自然科学院、社会科学院、国学院、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。北大以后只招研究生，五年之后就只有研究院了。这样计划，可以避免现有的北大学院、师范一院、师范二院、法学院、文理分院的种种重复，又可以提高北方及全国之教育程度，并且吸收全国的学者和各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。

        胡适在上海期间，还积极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的事务。

        前边提到过了，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，也干了很多的实事。

        最大的业绩，是为美国退还了部分的庚子赔款所做的努力。

        庚子还歀曾经是压在晚清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为沉重负担，可以说是压得中国人民喘不上气来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人说，在晚清对外关系中，英国是和中国结怨最早的，日本是和中国仇怨最深的，相对关系好一点的是美国。

        袁世凯到任就听说了一个情况，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提供。美国公使梁诚说他在和美国的各界人士接触中，发现美国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，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过多，对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着了深深地同情。

        袁世凯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。于是要求奉天巡抚唐绍仪，下功夫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联络，加强沟通和合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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