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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，是诚实的、进步的、积极的、自由的、平等的、创造的、美的、善的、和平的、相爱互助的、劳动而愉快的、全社会幸福的。希望那虚伪的、保守的、消极的、束缚的、阶级的、因袭的、丑的、恶的、战争的、轧轹不安的、懒惰而烦闷的、少数幸福的现象，渐渐减少，至于消灭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？一秒记住

        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了空前的政治高涨，大家都把《新青年》看成是这一运动的总司令部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这个总司令部的主要成员，有人很激进，有人很平和，有人甚至不时地使用谩骂式的语言，对此，很多关心这个总司令部的人，用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，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张奚若写信给胡适说：“吾非谓《新青年》登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，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，因为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，谩骂更无论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但是，更让一些人不满的是这个总司令部同仁的分歧，诸如关于“问题与主义”的辩论。必须指出：这个时期，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，正是人们所谓“王纲解纽”的时代。思想活跃，各抒己见，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但久处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，尤其是读书人，对于忽然展现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接不暇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在有些人看来，总司令部里发出不同声音，使他们无所措手足。

        陈独秀1919年6月被捕，9月出狱。这期间《新青年》处于停顿状态。陈独秀出狱后，经《新青年》同仁商量，改变1918年以来轮流编辑的做法，重新交给陈独秀一人主编。陈独秀力主主发表一个共同宣言，应该是出于重整旗鼓、统一思想、团结战斗的考虑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在对统一思想的本身，《新青年》同仁们认识上也并不统一，钱玄同就提出，若让“外界觉得《新青年》是主张统一思想的，那是很丢人的”。因为他们这些“提倡新文化的人，本来就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的”，是提倡独立思想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事实上，共同宣言的发表，也并没有阻止《新青年》同仁们分歧的近一步发展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《新青年》同仁们对统一思想尽管有异议，共同宣言既然能够发表，说明大家还是做到了求同存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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