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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幼读私塾，后赴日本留学，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。1913年赴德国留学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。1904年加入光复会。辛亥革命后曾任《时事新报》总编辑等职。1917年后任《国民公报》社长、《晨报》董事、北洋政府国会议员。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、护法运动。1919年五四运动后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。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、中国大学任教，讲授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

        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，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，后经亲朋营救获释。

        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。

        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、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。

        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。

        新中国成立后，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。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，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，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，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。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，他的观点“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，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。现在把他一一写出，请先生指正”；文末又说：“以上拉杂写来，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，有的稍相差异”，“如有未当，请赐指教”。而胡适对蓝公武、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“把我的一点意思，发挥的更透彻明了，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，我很感激他们两位”。由此可见，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，既相互辩驳，又相互肯定，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。

        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，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，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，何来剑拔弓张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胡适、李大钊、蓝公武，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。现在回过头来，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，谁更有道理，固然也是有益处的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，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，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。

        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：“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‘问题与主义’之争，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，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，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、旧势力的。……这场为时短暂的‘问题与主义’之争，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。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，直率而温和，并没有剑拔弩张。争论之时，胡适与李大钊之间，友谊依旧。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，陈独秀、李大钊与胡适，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。??所以，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，无疑是夸大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至于论争的结果，有人认为，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，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，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。如李大钊在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中就写道：我们“把这个那个的主义，拿来作工具，用以为实际的运动，他会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”。因此，“一个社会主义者，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，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”。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。他还承认：“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，偏于纸上空谈的多，涉及实际问题的少。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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