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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后来当过中国公学副校长的亮功至把这种“学生治校”的制度，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创始时的制度作了比较，充分肯定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创新意义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国公学实行的这种高度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，自然受到广大革命热情高涨的同学的欢迎与拥护。但从实际出发，它在中国这块土壤上，显然缺乏充分持久发育的外部条件。

       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，使中国公学的“民主共和国”于解体的危机。

        一、学校内留日学生逐渐减少部分又回日本复课了，而新招的学生逐渐增加，已不是当初发起创学时学生与管理彼此不分界限的情形。

        二、当时上海社会和官方，对这种办学制度的忌疑与不满日益增大，缺少社会尤其教育界人士的理解与同情。

        三、学校没有两江总督端方的官费资助便办不下去，而接受了官方的资助，便无法抗拒官方在管理制度上插手学校。

        最初创立时不设校长，干事部的干事分任教务、度务、商务，后来推郑孝胥为校长，聘马君武为总教习。马君武赴国外留学后，总教习之职便度止。公学受两江总督的津贴之后，校长改为监督。第一任监督是郑孝胥，第二任为夏敬观，同时成立了郑孝胥、张赛、熊希龄等几十人参加的校董事会，推举张赛为会长。在董事会制与监督制的双重压迫下，学生自治的民主政体开始瓦解。

        尽管郑孝胥、夏敬观这一些社会名流忙于诗坛和文坛，对校务毫无兴趣，但公学的民主政体已经受到严重压抑。原来公选的干事改为由学校聘任的教务长、庶务长、斋务长，而且新校章取消了评议部这个以学生为主体的“立法机关”。这就激起了广大同学的强烈不满。他们抓住校章上“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，不得修改”的“法”条文向校方表示抗议，认为三位干事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，取消评议部也是非法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为此，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“校友会”，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组织。校友会与三位干事争议了几个月，终于达成了由全体学生修改校章的协议。又费了几个月，开了许多会，校友会把修正意见整理出了一个草案，议定一本新校章。谁知校章草案递上去后，监督与董事均不承认，于是双方的情绪冲突便不可避免。“修宪”成了这次大风潮的导火索。

        190年旧历九月三日，校友会召集大会，向全体学生报告关于新校章交涉的经过。大会未散，监督贴出了布告，完全否认学生有改订校章之权，把先前三干事与全体学生达成的协议撕段了。紧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，一道是“集会演说，学堂悬为万禁，……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从中国公学分立出去的新公学，同学们顶住了一切困难，一心一意要把新公学办成一所教员好、功课紧、管理严的好学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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