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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要使这些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观点，能够在相处在一起，这第二个途径便是“兼容并包”。不仅仅是求同存异，而是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，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。

        何为共和，或许共和真谛就是“兼容并包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。毫无疑问，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，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，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。

        唯物史观告诉我们，这样的社会，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，与此相适应的，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，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。当然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，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，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。

        或许有了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，才能使得“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”落到实处。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，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，如果放大了来看，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，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。

        胡适对钱穆的《向歆父子年谱》的考据谨严，折合今古家法，十分佩服，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。但他对钱穆、冯友兰、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《老子》一书的争论，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，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：“胡适是一个书生，说不好听一点，就是一个书呆子。举一小事，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，会上忽而有人谈到《水经注》，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，眉飞色舞，口若悬河起来，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，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，但却既不懂德文，又不懂拉丁文，简直是硬充门面、画虎成猫、误人子弟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，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。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，因教室相邻，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。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，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：“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新派钱玄同；一位是老派黄侃。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。一天，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，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。钱听了也满不在乎，照样讲课。后来，我既听钱玄同的课，也听黄侃的课，以便两相对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陈独秀曾在《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》中称赞蔡元培“容纳异己的雅量，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，在习于、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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