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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在五四运动中，警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。

        据当时记者报道，五四当天，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的学生散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有学生骂他是“卖国者”，他回答：“你们有爱国心，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，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？”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，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，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。

        事实上，当学生闯入赵家楼，放火烧房时，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。其时，章宗祥遭学生毒打，全身五十多处受伤，在场有几十个带枪军警。

        章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，巡警回答说：“我们未奉上官命令，不敢打（学生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步兵统领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，当需要指证时，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。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，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，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，“当场既未看清，事后亦无法证明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在五四之时，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。

        据张鸣《北洋裂变》一书介绍，当时的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，称他们“纯本天良”，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，把运动平息下去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，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，要求对上街的学生“依法逮办，以遏乱萌”。但学生不为所动，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。

        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，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，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，“甚至有跪地哀求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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