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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同样的，每个个人所以加入某个组织，从根本上说，这个组织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。当大家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时候，大家同样也是能联合起来，采取联合的行动的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每个人又都是独立的个人，当他投身一个事业时，也会有个人的目的，个人的向往和追求，特别是有的人，甚至会怀有很高的奢望。

        当这些奢望在起义胜利后得不到满足，就可能怀有很大的怨气，就可能迁怒于人。比如在“群英会事件”中，很多人就把这股怨气，和诸多不满加到了孙武身上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，共患难容易，同富贵难。

        任何举事和变革，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。但如果把事情办得尽量合理一些，各种关系协调得好一些，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一些，矛盾和冲突就会少一些，情况也许就会好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，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，如果照顾到首义功臣一些，民社很可能就不至于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。如果孙武能把湖北的问题，处理得好一些，或许，“群英会事件就不会发生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但是。南京那边搞得不好，民社分离出去了。孙武这边搞得不好，“群英会事件”也发生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孙武事先得到了消息，逃到了汉口。事后，他找到邓玉麟，想调兵对群英会进行报复。但城内的部队都布置在防御区，武昌一线都是“群英会事件”的发起人黄申芗的十四标驻守，无兵可调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，经汉口富商蔡辅卿、李紫云从中调解，达成休兵条件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一、黎都督位置不变，大家共拥之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，乱兵回营，商铺复市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三、孙武“于报端刊登养疴外游之广告”辞职。

        黎元洪一方面批准了孙武“养疴外游”，另一方面对“群英会事件”发起人黄申芗的行为进行了斥责。因影响太坏，造成的损失太大，最后以五千元送黄出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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