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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是，杜中宵的时代，文化领域的成绩，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。用那个时代的理论，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，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，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。
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，看作两个体系，他们的功绩，分成文治和武功，那就看得清楚。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，从立国起，一直到灭亡，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，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。在民间语境里，军人就是下等人，是被瞧不起的。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，对外连战连败，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，用数百年的时间，全部交给了异族。这支军队先天不足，后天又不奋起，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，亡国之恨，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。
文官群体，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。太宗朝扩大科举，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，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，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。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，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，后人的文化根基，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。在两宋文人之后，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，达到他们的高度。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，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。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，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伦理、思想理论，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。
新中国建立，是枪杆子里出政权。军队吊民伐罪，拯救国家、民族的危亡，救民于水火，诞生的新政权。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，文人的贡献，基本可以忽略不提。面对着一千年前，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，他们有资格。而一千年后的文人，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，那就反过来了。
宋朝的大臣，许多在对面的契丹，有自己的粉丝。宋朝出使契丹，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，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，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，比如后来的苏辙。遇到刁难，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，不会辱了国家脸面。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，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，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。王曾一箭中的，所有人都无话可说。后来的文人，有几个人做到了？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，受到崇高礼遇的，大多是军队出身。
杜中宵前世，文人没有这个自觉。说起文人的地位，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，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，就尽情丑化。中国古人的思想，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，也要加上几个定语，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，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，好像自己多么高级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个时代的文人们，扫荡了晚清文人，自诩为新文人。新在哪里？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，引入洋人的文化。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。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，都是引入洋人知识，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。新文化运动，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，一直如此，始终如此，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。
宋朝文官出使，会遇到自己的粉丝，新时代的文人出使，以能见到偶像为荣。甚至即使见不到自己的偶像，能够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，那也极其的荣耀。新时代的文人们，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，几乎全部加是朴素的、原始的、简陋的之类定语，不是因为他们高级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厉害，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洋人知识。洋人的文化自然是高级的、先进的、键全的，他们眼里中国文化，自然就只配那些定语。
文人们的眼里，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洋人？一切都是祖宗不积德。宋朝开始崇文抑武，汉朝开始独尊儒术，要是不这样做，早去学洋人，这些文人出身生活的年代，怎么会被洋人欺负呢，总也会是洋人中的一员哪。大汉威加天下时，四海之内，皆为臣妾。宋朝文化鼎盛时，万里之内，尽皆宋风。对这些人来说都不重要，他们眼里最重要的，是怎么不早去学洋人。
杜中宵初登第的时候，还想着用后世知识，做出政绩入庙堂，为这个世界带来开明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。官做得久了，书读得多了，才知道，自己幸亏没那个机会，不然好尴尬。多尴尬？就跟这个时候的宋军对千年后的人民军队说，你们不行，让我铁血强宋的军队教教你。
文化对内表现出来的是凝聚人心，让百姓感到幸福，让政权有坚定的民心支持。对外表现的，则是外族心慕华风，主动取汉名，用汉字，说汉语，读汉人写的书。这可不是靠诗词歌赋来的，那只是文化的小节，是业余活动。真正吸引人的，是文化中的理论。
文化思想为政治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持，最强大的战斗力就表现在政治上。前次京城演武，让杜中宵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诞。不是因为胜负，而是京城禁军，大部分的指挥和行动都是按着错误的程序运行，好像套招一样，被张岊捡了一场大胜。京城禁军荒诞，如果文化是战争，前世岂不同样荒诞？
前世是枪杆子里出政权，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根基，政治原则很分明。最基本的要求，就有一条政治过硬。但就是有军人自豪地说“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”，这种思想哪里来的？文化人吹出来的。人民军队的口号就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根基当然是人民，扯东扯西想表现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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