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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赵祯并不像历史学家说的那样，从他开始确立了宋朝以文驭武的传统。实际上赵祯当政，一直是以武将为枢密使，前有王德用，后有王贻永，只是还有一位文臣枢密使罢了。此次欲让狄青为枢密使，代替的是高若讷，即两位枢密使全为武将，出现一种难言的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文臣不管是为宰相参政还是枢密使副，出入无常，今天当上了，明天可能就罢了。武将不同，一旦为枢密使，非有大过不会罢免。如果狄青和王贻永两人为枢密使，可能后面一二十年不会换人，这种局面就很微妙了。王贻永不说，本是世家外戚出身，狄青可是出身行伍，做上一二十年枢密使，就不能不让人想起五代时的局面。这种局面，其余宰执都会被他压制。

        杜中宵记忆中，研究历史的一说起狄青做了四年枢密使的狄青被台谏攻击，出知陈州，无不义愤填膺，认为是文官打击压制武将登峰造极之举。自己也曾经那样想，现在却觉得，书生之见，不知所谓。

        枢密院不同于三衙，是官僚机构。让武将掌握官僚机构，后果是什么，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。不能以狄青的个人品格和表现来评价。只要开了头，狄青不反，后边总有人会反。

        杜中宵学的历史，因为发端于积贫积弱整个国家民族被动挨打，被人嘲笑的时期，有一些独特的气质。宋之后军事不行，自该研究军队本身，基于军事理论，对军政进行分析研究。历史学则不是，研究历史的人对军事是不懂的，研究者便归到了两个方面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个是人不行，没有做军人的气质，不好勇斗狠，所以打不过别人。甚至认为，汉人必须从周围的野蛮民族引入尚武精神。再一个是文化不行，整个民族文化偏文弱，不尚武，具体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崇文抑武。要改变，就应该改变文化，提高军人地位，恰好对应那个时期的军阀统治。当然，历史的事实与他们的结论相反，军阀既不能御外辱，也不能对内振奋民族精神，反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深渊。但事实不重要，并不妨碍他们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，也不妨碍他们把持历史的话语权。

        不只是对军事的解释，历史学家对科技的解释也是如此。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落后了？一是因为人不行，没有科学精神，不具备理性，天生蒙昧，没有接受他们的启蒙。再一个是文化不行，特别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儒家文化不行，天生不能产生科学和理性，而且必然地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压制。至于为什么儒家会这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主流文化，换一家来无非是他们换一个名字批判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历史的解释，就是一个人不行，一个文化不行。祖上曾经辉煌过不重要，越是辉煌，越是说明害处越大，大到难以调头，恰好在他们的时代让他们落到最低谷。

        人不行，说明就要完全接受别人的东西，除了血统和身体不能换，最好全部换过了。甚至还有更加英明的人，提倡连血统和语言最好也换掉。而他们这些人，恰巧就是学了洋人的东西回来的，自然就该是被别人学习的对象了。文化不行就更妙，他们是学了别人文化的，不需要认真研究文化，自然而然就成了文化大师。只要翻过两页书，喊一句人种不行，再喊一句文化不行，就既是历史大师，又是文化大师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破旧立新，需要引进学习的时刻，这种言论是正常的。时间已经来不及，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研究清楚，慢慢对外面的知识引进吸收，国家和民族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大破大立，打碎一切瓶瓶罐罐，尽快引进吸引先进的知识，在最危难的时刻挺住，是必要的。但过了这样的时期，还坚持这种方法，就是学者偷懒了。以军事论，战斗力的构成要素许多教科书上面写着，一样一样套都不会得出这种结论，形成这种看法。引经据典失去了时代背景没多少用处，实事求是，从最基本的研究起才有意义。

        宋朝军力为什么不行？病根是从晚唐五代落下来的，军阀的胎里病。再加上文官政权，必须要消灭武将颠覆政权的危险，两者迭加，越陷越深。不只是宋朝这样，后世许多国家这样。只要脱胎于军阀的政权军队，没有进行彻底的变革，就没有能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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