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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有关桓氏的家事，在洛阳城内虽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但对于整个时局而言，这也仅仅只是一桩微小插曲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 洛阳行台创建后，江东中枢基本被架空，虽然还保留着三公、台省等各种构架，但基本上也已经是形同虚设，尤其中书省所谓司职诏命，已经完全被大将军府行令所取代。

        得益于魏晋之后屡代台臣的探索，行台霸府无须再做更多规整缓图，创立之后便是一个完成体，军政独揽。

        洛阳行台，规制近似中朝东海王司马越所谓越府。而沈哲子作为行台大将军，麾下属官基本分成台职与府官两个部分，台职最主要就是诸曹尚书，府官则主要就是诸从事掾属。

        整个霸府是建立在行台基础上，所以这两部分的官职可以彼此没有障碍的互通。看似简简单单一句话，但却意味着沈哲子身为权臣，权柄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，所谓府事即国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真要做出一个类比的话，沈哲子所创建的行台霸府，大概介于当年魏武曹操丞相府与后来的魏王府这两个阶段之间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并不是说洛阳行台权柄还比不上魏王府高，而是因为曹操在达到魏王府时期后，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独立于汉朝统序之外的典章制度，已经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政权。事汉又或事魏，对那个时期的人而言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的洛阳行台，还是要受晋祚诏命节制，并没有创建独立的典章，仅仅只是将诏命托高架起，以更低一级的行令来代替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早在几年前江东动荡平定之后，沈氏阵营中已经有一部分声音建议言是可以直取王号、自建封国，效法魏武故事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沈哲子并没有听从这种建议，一方面他大权初执，较之魏王时期的曹操还差的很多。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江东法统的分裂，逼迫时人做出割舍选择，对于整个北伐局势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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