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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王安期作东海郡守，世乱，令曰：夜不得私行。吏系得一夜行人。王问：“何处来？”云：“自师家受业还，不觉日晚。”吏曰：“鞭乎？”王曰：“鞭挞书生以立威名，恐非致治之本。”释之，并令吏护送其归家。

        再好的设想，执行力才是关键。坐言而起行，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。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，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，开始编写，每成一篇，便在楼内传阅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，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，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，但凡理论，怎么可能没有立场、不置臧否。如果没有立场，混淆了是非，话说再多都是废话。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，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，法可权变，令从简约，面对不同的情况，有不同的治理方法。

        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，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，法令对不对？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，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？

        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，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：书生奉师从礼，漏夜私行违禁。礼令相冲，孰为轻重？吾从于礼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，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，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。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，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，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当礼法出现冲突时，孰轻孰重？更该依从于哪一个？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，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一来，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，不再是当面对“书生”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好的引导，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，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。唾手可得的东西，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，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，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。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，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，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，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，便也不懂得尊重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，王述便坐在他旁边，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，便说道：“驸马笔调，近似循吏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循吏这一个词，虽然带了一个“吏”，但重点还是“循”，是一个美称。司马迁《史记》有“循吏列传”，多记载当时名臣，后世援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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