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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沈哲子笑笑，示意庾条稍安勿躁，这才开始讲述起自己的理论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欲交天下资友，眼界须得放长远。何者才是举世共仰，人皆有责的大事？北伐胡虏，克复神州，兴我家庙！”

        沈哲子说道：“朝廷始终不忘恢复社稷之志，然则江东地狭民疲，府库空虚难用，实在力有未逮。因而有意调集民财，以资国用。此为国之大事，未免泄露于胡虏使其警觉，因而只在野秘传，私相授受。若有大肆宣扬者，则以国刑诛之！”

        庾条听到这里，脸色顿时振奋起来，沈哲子这番说辞，比他的格调不知高出几层。而且恰恰吻合实情，他自己听到后，都甚至要仔细想想朝廷是否真有此意。

        沈哲子的北伐之论，受众其实很大，首先便是大义所在，拥有了政治的正确性。历次北伐虽然掣肘颇多，但那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权术利益的较量，民间不得势者对于北伐的呼声却始终未减。

        试问有谁愿意背井离乡，颠沛流离，甚至连祖宗的坟墓都沦于胡虏践踏中！后世王羲之闻祖墓被毁，悲愤而作《丧乱帖》。以他家显赫门第，仍然不能豁免罹难，那些普通人家难道就没有这忧虑？没有情感的控诉？

        政治上是正确的，情感上是契合的，接下来就是利益上的诉求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因为要保密，不能有名爵实赏，但却绝不负毁家纾难之义士。因此以捐输之数而立隐爵，虽无符印仪仗之赐，却岁有隐俸以养家室。克复神州之日，诸隐皆公于明堂，各具封赏！”

        隐爵隐俸，听着就比什么业务经理、销售分成逼格要高得多，也更符合时下人的观念理解。庾条听到这里，已经忍不住击节赞叹：“难怪纪公垂死之际仍要将哲子郎君你收入门下，此为谋国之论，郎君可称国士之才！”

        沈哲子的这套理论，植根现实，前景广阔，既给了参与者大义凛然的家国情怀，又满足了他们养家糊口的切实需要。一旦被洗脑，更加不可救药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沈哲子并不因此负疚，因为后世那些说辞都是空泛之谈，只为敛财，而他则是真正要为此事，聚敛的钱财也都要投入到当务之急的实事中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样一个年代，要做成什么事情，虽然需要保持底线，但却绝对不能对自己有太高的道德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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